函三楼见闻随想漫录

龙虎风雷

                                                                    缘起

       二十六年前，1989年冬，我所写的《学王管见》一文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国际书学讨论会征文，因而只身自费赴成都灌县二王庙参加会议。这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入川，就权作旅游吧。我坐火车硬卧取道先北上后西行路线，穿过秦岭进入四川。会后先到重庆，逗留一天一夜，坐船沿江东返。二王庙会议期间，河南一批朋友带着大捆的大报样式的试刊《书法导报》前来分发，并且和湖北来的《书法报》共同举办了一次茶话招待会，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会后，《书法导报》社的两位专门到我所住的房间，希望听听我对他们办报的看法。我看他们真诚而直陈己见：《书法导报》相对《书法报》而言是后起，面临一个争取读者群即市场份额的问题。其前提是先要争取到自己联系密切的作者群，争取到稳定的高质量的稿源，才能后起而立足得住。此前，我只在上海《书法研究》和北京《中国书法》发过一点关于书法的文字，《书法导报》的朋友就向我抛出橄榄枝而提出约稿。写什么呢？我立即想到，先师  瑗仲先生去世不久，正要写一篇怀念文章。说出这想法，立刻获得赞同当场拍板。一回上海，几乎没有怎么休息我就进入了写作。文章也没有经过太多的谋篇构思，笔端文字随追忆往事而汩汩流出。写成，虽也暗自略加控制，却也过了五千之数吧？又按编辑要求，请人拍了一幅  瑗师遗简，附寄开封。不久，收到文章刊出的样报，虽然是小报样式，竟给了我整版的篇幅。当时我连书协都尚未加入，是一个完全无名无位无权的布衣白丁，可真真是破例的待遇了。事后听读到的朋友说，外间反应很不错。报社编辑也希望我继续为他们撰稿，并表示要为我开一个专栏。商议之下，我决定定名为“函三楼见闻录”。以后每隔一个时期有一篇短文刊出，后又为扩大可归入的范围，专栏更名为“函三楼见闻随想漫录”。这样陆陆续续并无计划地撰写发表的约有数十篇小文章，前后历时三数年吧？直到报社有了人事等等变动，与我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停止了供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近末期，有一位从出版社调至《书法导报》社的陌生新朋友，先热情寄来贺年卡（曾经很流行），又来信约稿。其一是那时候流行出版“随笔集”，他们计划出几辑“书家随笔”丛书，希望我也来一册；其二是希望重开“函三楼见闻随想录”，要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病了一场，身体极虚弱，但面对热情相邀还是支撑着给了回信：我的“随笔”大概也就发在贵报的那个专栏文章庶几近之，但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集中收藏的习惯，一时无力寻检，请你们翻翻旧报，看看我的这些旧文在质量上是否合格，在数量上是否够印一本小册子；专栏文章可以勉力写一些，也有旧稿未发的，但先前关于是否应该付我稿酬的分歧必须解决。前者，回信谓这一辑来不及，出下一辑再联系，不久“随笔热”消退，旧话不复重提；后者，虽然有些含浑，却也似乎同意我的要求，于是寄出了两三篇文稿，刊出了《荒唐的荣誉》等一二篇吧？但稿酬问题却依然如旧（在其他报刊也遇到过同样情况，据说某有名学者也遇到过，或是那时“无冕之王”的威风？或是一时媒体界的“不正之风”？），我不得不去信告知另外未发的文稿不再发表，主要就是那篇《“团体书家”琐谈》，后来被《书法报》要去分两期连载了。

       我对那批刊有旧文的日报情况答复，其实真是实情。那各种书法旧报刊，我基本没有丢弃，却也从未作过归纳整理，养病中的我实在无力为之。2012年我搬家时，那堆积满灰尘的旧报刊来不及整理，还是凌乱地堆积在旧居中。因为距离很远，只有趁我去学校作每年一次的体检时，有两位网授班的学生一面陪我去体检，结束后顺便去旧居翻检寻找，亦免以后仓促间一起作废物扔掉了。第二次去时，总算找到了那一摞旧《书法导报》，由王人立同学不嫌其蒙尘甚厚带回去细检，大概基本上都在吧？

       那些年，我撰文都是手写的，把修改誊清稿寄出，草稿大部分不知如何处理而难找了。不少朋友希望能够把我这些几近轶失的旧文再作整理做成电子版的，王人立同学难能可贵地在百忙之余，利用间隙的时间开始了这个枯燥而费时的工作。我们相约，他每打出一篇，都由我校阅一过，再作一些修订。因为当时报刊发文都受篇幅限止，文稿寄出后十有八九会被编辑要求删减，有时则是编辑按其理解和要求直接删改了。当然也有因删改而生色的，却也难免有因不解其意而删去被认为可有可无的细节的。还有一些，因撰文仅凭记忆所及，事隔多时或有所误而不知，即使有疑，一时亦难核对，后来才明白所记不无出入。这次修订，即尽量把有必要补充复原的作了增补，需要订正的作了修改。至于文字的修正，也往往有之。

       已经近二十年了，一病之后，随年岁老去精力渐见衰退，近些年又以目疾而阅读写作更觉困难。幸有门下诸君相助，勉为其难发些微弱余热。整理已发旧文，还只是目下所作之一部分。唯冀愚者之虑，于人稍有参考作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只是辛苦了无偿地帮助我做这些捣腾陈芝麻烂谷子的几位年轻朋友了！请接受我的敬意！

                                                                                                         潘良桢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于九亭函三新楼

涤新求索

就像聆听老师的面授！

走在天堂

之前听老师提起过，
终于要得见庐山真面，
期待！
感谢为老师整理文字的师兄们！

虫斋

小板凳听课~

仰天大笑出门去

期待。。。

老师辛苦，人立兄辛苦。

忞睿

吾等之幸，谢谢老师！谢谢人立兄！

期待……

龙虎风雷

                                                如坐春风曾十年
                                                        ——回忆先师王瑗仲先生

       霜降甫过，气转肃杀，先师 王瑗仲（蘧常）先生以九十高龄溘然长逝。半个多月后，数百同门和学界、书界的朋友冒着滂沱大雨从天南地北聚集到先生身边，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满堂是花圈、挽联和挽诗，满墙是唁电和唁函。眼望先生神采奕奕的遗像，再看看先生安详平静的遗容，十年帐下问字的情景断断续续浮上心头，不由黯然神伤，默默垂泪。先生年高硕望，推尊儒林文苑书坛，嘉惠后学良多。先生著作等身，博大精深，于其诸子学、史学、文学等等，浅薄如我不敢赞一词。书法乃先生之余事耳，然而其章草起衰八代，遥接游、靖，高古甚或过之，巍然为一代宗师，以至东瀛书界在钦服之余有与右军为“古今二王”之称誉。先生去世前不久，《中国书法》刊出了介绍先生书艺的专辑，同门冯其庸先生有专文评介，人或谓其中所引唐文治老夫子“不落唐后人一笔”为至高的评。先生遗墨遍播海内外，无论及门私淑，传薪光大者或不乏其人。作为亲受先生教诲的弟子，我能做些什么呢？因猛忆先生曾言：“要学一个人的字，要懂一个人的书法，一定要知道这个人。”知人论书，不二法门。那么，把这十年中亲历的一些事写将出来公之于世，对大家知先生其人其书或许是不无小小裨益的。

       先生早享书法盛名，但毕生以学术为业，并不专事斯道，因此很久以来若非学界中人则鲜知其书名。我六十年代初始窥书坛，所闻当时沪上名书家多达数十人，然于先生竟不知之。七十年代初我去皖南插队，一次回上海，听说蓬莱公园正办书法展览，便欣然前往。展厅中我遇见了策杖而来的忘年交朱迈群先生。当时上海书坛大多数人都集中师法于二三家，所以作字面目多相近。我和朱先生都久久驻足于标牌上写着“复旦大学哲学系王蘧常”的那幅作品前。那笔法、结体、篇章都迥然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章草令老少二人留连神往不已。沉静高古的气息，奇而不怪的风姿，迥出尘表，见所未见。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内容写完了，落款签名之后竟全然不顾还空了一大片，仿佛是一段题跋后之尚有余纸，真是旁若无人，为人所不敢为。朱先生说：“这才真正是在写字！”从此，我知道了先生的大名，初次领略了先生的书法，并且都深深记下了。然而当时怎么也料想不到再过五六年我会有幸来到先生身边。

       1977年底，我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第二年春节过后便接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说也奇怪，当我拿到这份通知书时，最先想到的就是王蘧常和严北溟两位先生，而后来我所最崇敬并且亲近的导师也确实就是这二老。一年后，我和几位爱好书画的同志发起成立复旦书画研究会，推举几位精于书画而又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当顾问，其中就有先生。郭绍虞、朱东润、吴剑岚、周谷城诸老由中文、历史系的同学去联系，先生在哲学系，联系人就非我莫属了。那是一个早春的下午，我身着一件灰布棉袄，怀里揣着聘书和系里的介绍信来到了宛平路上先生的家（王先生因年迈多病一直不到校）。保姆把我引上二楼便走开了，我站在门口向里面看。那是先生的书房、卧室兼会客室（后来知道这也是先生向研究生们讲课的地方，就是不少人向往的“明两庐”。）中央一张红木方桌，尽头南窗下是先生的书案，书案右侧高高地满堆着一摞摞书册和纸卷。一位先生面窗端坐案前，从背影看，头发已稀疏，穿一件蓝布棉袄，似乎正在低头看书，那无疑就是我心仪已久的王先生，而方桌边坐着的满头银丝清秀慈祥的老太太想必就是师母了。我轻轻移步上前，鞠躬低呼：“王先生！”先生立即抬头转身看我，那镜片后射出的目光竟如此见精神！简单作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后我递上了介绍信和聘书，先生知道我是本系的学生，分外高兴和亲近，让我在方桌边坐下，然后大声告诉师母：“这是哲学系的学生，姓潘。”用的是我很熟悉的嘉兴话。这时保姆已经泡了茶放在我面前，师母又取出几颗糖和一个杏仁饼来要我吃。先生很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还说：“我没有什么贡献，先送上这本书吧。”遂取出一册刊有先生几篇题跋文字的《书法研究》，打开墨盒，当即题字送给书画研究会。我连声道谢，珍重收好。先生问了学校和系里的情况以及书画研究会的情况后又详细询问了我个人的经历。当我说到插队八年白白蹉跎岁月，到三十二岁才上大学时，先生脸上满是痛苦和同情的神色，不住地摇头。又同先生谈了一阵，我看天色不早便告辞了。先生一边命刚下班的师兄送我到楼下门口，一边坚持起身送到楼梯口，挥手道别。以后我每次到先生家拜访都是如此，至今先生扶着栏干朗声连道：“来啊！来啊！”的声音仿佛就在耳畔。那年先生刚满八十岁。

       不久，先生寄来字幅参加为庆贺复旦书画研究会成立而办的书画展览，还附了给我的信，要我转达他的祝贺。后来先生又精心为我写了一个条幅，至今一直挂在我房里。先生第一次来信还称我“同志”，从这以后改称“学弟”，正式认了我这个门生，我到先生那里去请教和拜访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每次去，先生和师母总把我当孩子看待，总要请我喝茶吃糖果点心。有回我客气说：“我不饿，不要麻烦了。”师母立刻说：“中饭吃了很久了，复旦过来老远的，有轨电车就要坐很长时间。”我说：“有轨电车早拆了很多年啦！”师母说：“是吗？”有一次我偶尔说起先生的章草早年隶书成份多而近年篆书意味浓，先生突然瞪大双眼，目光炯炯地看我片刻，然后说：“你的眼光好厉害啊！”弄得我手足无措。师母总在一旁听，先生时不时要凑到她耳边大声用嘉兴话“翻译”给她听，直到师母点头会意。

       先生告诉我，他曾坚持用篆书写了六年日记，可惜“文革”时被烧掉了。而最使先生痛心的是一部《秦史》稿也被毁了。先生说，西汉以后中国每朝都有断代史，而以前的却没有。他少年时曾立志撰《三代史》，夏、商、周各自成史，所以太先生曾戏称：“你想做‘王三代’吗？”但告诉他三代文献不足，怕难成专史。因此先生几十年来花费大量心血决意补撰《秦史》。成稿毁于浩劫，先生在垂暮之年重写，期望能成为他最重要的传世学术著作。先生属稿全用章草，一般人多不识。我自度于先生章草基本能识得，遂自告奋勇说毕业后想留在系里工作，到时一定协助先生整理书稿，完成这部传世名作，先生微笑颔首。但到毕业分配时我虽努力作了争取，先生也专门写信给系主任胡曲园先生，胡老指示对我的分配要注意对口，然而到头来却终于未能如愿。分配去向定了以后，我心情忧郁地去告诉先生。先生默然半晌，然后起身到一旁同师母耳语一阵再回到书桌边来。不一会，保姆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糖水鸡蛋送到我面前，师母也站到先生身边看着我。先生缓缓地说：“你毕业了，我们也没有什么祝贺你，就请你吃两个鸡蛋表示一点心意吧。”望着两位相倚着的老人投来慈爱的眼光，手捧一小碗糖水鸡蛋，我喉头哽结，满目含泪，默默地咀嚼，品味的却是先生和师母深情的爱抚。后来我得知上海社科院有一位同志在帮助先生整理《秦史》稿，稍觉心安。但是，五十九卷的煌煌巨著《秦史》未及成书先生便遽归道山，成了学术界的一桩憾事。而原因之一是近些年来先生书名日盛，四方索书求序者不绝，有人甚至还抱怨先生架子大，不肯速速写。殊不知先生下笔郑重，翰不虚动，动必心力贯注，作字颇费时。加上望九高龄，疾病缠身，哪有精力去作应酬！所以喻蘅先生在写给先生的挽联时痛呼“山阴不幸是书家”，先生的千秋著述事业竟为书名所累！

       后来的几年，随着先生书名之日盛，登门的人亦日众，先生家里很少有安静的日子。我怕过多地打扰先生，尽管先生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告别时又总再三叮嘱我“常来”，我还是不忍心太多地占用先生宝贵的时间。但是每年总起码要来两次，一次拜年，一次在暑假。那时候公共交通不便，我读书和住处在上海东北角而先生住在西南角，所以每作拜谒都要用大半天时间。若是上午去，必要在九至十点钟时到达，坐到十一点时告辞，不影响先生的午餐。知道先生有午睡习惯，下午总在二、三点时到达，常常由保姆开门让进，告诉我先生尚高卧未起，然后在楼下的饭厅读随身带的书静候。等保姆下至半楼梯告知先生已起床又道声“请”，我才上楼。先生一般都还只是披衣坐起，最多已套上裤管。毕竟年迈而行动不便，我立即上前扶起先生，帮助提起裤子束好再帮忙提好鞋。一次师母在旁戏言：“啥人来看你也倒霉，总要帮你提鞋子！”先生闭目应声回答：“好的！那是张良啊！”我不觉莞尔。后来先生迁到吴兴路新居，可我很过了些日子才得到先生新的地址。正当我要去祝贺乔迁之喜的时候，惊悉师母已经去世，追悼会刚刚开过。我深知先生因此将如何地悲伤，但又料想得到此时先生家中来人将成倍成倍地增多，所以先去了一封慰问信，请先生节哀顺变，又说定过些天再去看望他老人家。没几天，我的大学同学，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吴晓明君告诉我，王先生对他说：“潘良桢写了封长信给我。”其实那封信也只二百多字，用的是文言文。先生称之为“长信”，大概因为先生来信一般只有寥寥三、五十字却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的缘故。事后我如约去看先生，先生回头见是我来，起身紧紧握住我的手，从来也没有这样用过力。为怕再触发先生伤感，我不提师母去世的事，先生也只夸奖我那封信说古文做得好。彼此心下了然，“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生对我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了临写的整通《石门颂》去请先生指教，先生逐页看过后说：“写字要笔笔认真，肯下真功夫。这里面有几行你的心没有到。”又问我是否天天写字。我说事太忙，有时一连几天甚至一个星期不写字。这时先生正色道：“要每天写。事情忙，写两三行也好。我提倡‘两三行主义’”。以后我告诉先生自己一直在躬行先生的“两三行主义”，并且坚持用毛笔写信封以争取多亲笔砚的机会。先生对此才觉得满意。又有一次我因为毕业分配专业不对口而流露了过多的失望和悲观，先生马上厉声训诫：“可怜无补费精神！”转而又稍委婉地说：“你书还是要读，字还是要写。”当得知我正设法调动工作时，先生殷切叮咛：“调成功了要告诉我噢！”先生的拳拳之心就是如此。

       这些年，不少优秀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先生每听到晚辈学人和心爱的学生过早离去的消息总是痛苦不堪。向来鞭策我们勤奋治学的先生有一次反而对我们说：“你们读书不要读得太辛苦了。还是从长计议的好。”1984年春，我发现心脏患病，还有心绞痛。先生知道后对我讲了自己的经验。先生四十多岁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肝脏、肾脏也患病，身体很弱，只能坐在藤椅上讲课，先生以病弱之躯年登高寿，而且直到晚年还在坚持教学和著述，向我传授的“密诀”之一就是“凡事量力而行，办不到的事不去勉强硬办”，而真正的秘密恐怕还在真正的淡泊处世。先生有次讲起：“牙掉了，最爱吃的花生不能吃了，但可以吃花生酱，不是一样的么？”长期被疾病和衰老纠缠着的先生就是这样顺物之变，处之泰然。

       尽管如此，先生身上却有一件奇事，就是直到暮年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保持着极强的记忆力。看到先生如此高龄而耳不聋眼不花，我惊异之余开了一句玩笑：“先生真是聪明过人啊！”先生闻之大笑。当然，先生毕竟年迈了，做事双手颤抖得厉害。嗜茶的先生盖一个茶杯盖叮叮当当响半天也盖不上，我看到总忍不住要上前帮忙。先生摇头苦笑：“吃饭时挖一勺汤，等送到嘴边差不多都泼完了。”但又是一件奇事，每当先生执笔写字，却稳稳当当，决不至于难以成字。

       先生凡有著作问世，常郑重题字下赐。一次先生送我一部精装《顾亭林诗集注》，题字时侍奉在侧的我发现先生作字时常有轻微的转指动作，于是便问起了关于转指的问题，这是晚近书界很反对的方法。先生说：“这是在必要时顺势那么轻轻一转，使锋颖保持中正。有人以为是不停地转动，误解了。”言下既为转指正名，又不对误解了转指的不同意见有任何意气。先生运用转指笔法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丝毫不露痕迹。我回来试过，虽研习笔法有年，对此却总学不会，更用不好，可见是非精熟不可乱用的笔法。时下仿先生书者日众，然多为得其形者，细看则常觉似是而非，盖未深得先生独特笔法和笔势之故。至于学养气度，自更不待言矣。

       先生驾鹤仙逝，同门诸生无不情思绵绵，追念不已。先生作为大学者、大书家，不仅其遗著遗墨是祖国文化之瑰宝，而且其生前风范亦足为后人缅怀。拉杂写下这些回忆断片，期使未曾见先生者知先生风貌情怀之万一。那天追悼会结束后，家属精印先生遗墨“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一联分赠来吊唁的亲友。寥寥十字，夫子自道，而襟抱毕见。书为心画，知其人矣，当更知其书欤？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五日于函三楼

                        （本文原刊于1990年 3月7 日第11 期《书法导报》）

涤新求索

亲切，道远！

仰天大笑出门去

先生好文！

在潘老师身上仿佛能看到一些王太夫子的影子。

清华北大

情真意切，读来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