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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恢复正常而不平常的高校招生，本应在夏天举行的考试一直拖到入了冬。我赶上了“末班车”，30出头还进考场。我从小想上北大读书，但那年的招生指标具体地下到地方，我所在的县没摊到北大那几个我感兴趣的系的名额，于是盯上了故乡上海的复旦。可复旦中文、历史两个系也不对这个县招生，这才按“性之所近”报了哲学系。开过年发榜，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1978年初春时节我跨进了复旦。复旦大学有一大批我敬仰已久的著名学者，光是心仪多年的大书法家就有郭绍虞、朱东润、王蘧常等先生，成了复旦的学生，入千仞门墙有望了。入学不久，与几个爱书画的同学一合计，想发起成立“书画研究会”，立即得到学生会和校长办公室的支持。我参与了筹建，成立后主持该会的工作。那两届的大学生中，多十几年来留下的“存货”，可称人才济济，书画会也办得有声有色。郭绍虞先生被请做名誉会长，朱东润、王蘧常、吴剑岚等先生则是顾问。我因此有机会和他们联系接触，并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指点，详情也有专文讲过不少。试学章草，始于此时。 在复旦就读4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我们的主课，同时还开设了西方哲学史、佛教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美学、中国通史、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心理学等课程，我又到历史系去听邓廷爵先生的“先秦诸子研究”、朱维铮先生的“中国经学史”， 到中文系去听过几次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蒋孔阳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等，还尽可能地去听校外请来讲学的中外学者的学术报告。此外便是充分利用藏书丰富的校图书馆，贪婪地借读各种典籍。这样，“字外功夫”初见规模，并得到了比较系统的学术熏陶和理论思维训练。这些都对学书尤其是以后的书学研究十分有益的。那时，我每天午饭后临帖半小时，主要是临汉碑和《石鼓文》，寒暑假则写得更多。 临近毕业时，全国学联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书法展，有人来索取作品，立即就要。当时我人在学校，又忙于毕业论文，一时手边也没纸，只得取出不知怎么留下的一副隶书七言联付之。后来知道得了个不怎么起眼的“三等奖”。不料这副对联却得到北京几位并不相识的大学生的赏识。不久，江西主办的“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邀请展”要调整充实展品进京展览，经那几位谬赏拙作的陌生朋友推荐，主事者发来了邀请函。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其实已不太年青的“新秀”毕业后分配在什么地方，恰巧此时我的一篇当学生时写的论文在上海《书法研究》上发表，来函便经由编者转到我手中。也是不容我经意“创作”，立时就要，我又是随手取一件那年正月初一“元旦试笔”写的行草横幅寄了去。想不到展览开幕后，当时在人美工作的沈鹏先生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竟把我和郭子绪等三数人点名称赞一番。看来是因为那时“书法热”起来不久，平均水平还不高的缘故。
（原载《书法导报》1993年5月5日 总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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