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良桢先生：学书四十年自述

涤新求索

拜读

非蓝钻

拜读，期待连载

萧羽

老师早立！

萧羽

我辈汗颜！

忞睿

二

       上学之后，我的活动范围更大了，读的书报也多了。这时上海已有“书法热”，我不仅听了校内老师的书法讲座，也到外面，像博物馆那里去听书法讲演，也尽量从旧书店里去找买得起的参考读物，注意报上关于书法的消息。我得知青年宫在办书法班，又有著名书法家作示范，便按时匆匆赶去。那时，沈尹默、邓散木、马公愚等前辈名家的大名和书法我都已耳目熟而能详了。曾在旧书摊上买到过一本破旧的《书法大成》，琳琅满目，看得我爱不释手，尤其对沈尹老录《世说新语》的行书很喜爱，“陵云台楼观精巧……”我反复临写过百遍，有一次我挤在人墙中看沈老挥笔写“静观”两个大字，字大近二尺。因为是写大字，运笔幅度也大，沈老写字的动作又特别干脆利落而有节奏感，我得顿悟笔法之喜，这是沈老示范的“点化”之功，“顿”由“渐”来，我这10年来暗中苦苦摸索所得的体验也未尝不起重要作用。那年我虚岁16岁上下。少年时我曾很羞涩，又木讷不善言谈，所以在青少宫虽然见到不少书法名家，和像周慧珺这样学书已经很有成就的学长和先进，我却不敢贸然攀谈交往，只是远远地看他们写字，心中满是敬佩和羡慕，回家加倍用功。进入青年期，我的性格才由“内向型”渐渐转向“外向型”。那时我临欧，临褚，又临《兰亭序》，也临苏、米，时人书法则继续临《书法大成》中沈老的行书，以及新出的沈尹默、潘伯鹰、胡问遂三位先生写的大楷习字帖。我写小楷一直没有耐心。这个时期是我学书的一个转折点，对所谓笔法，由一片茫然过渡到了略知门径，进步也快了起来。隶书和魏碑偶亦染指作尝试，但主要是在唐楷和唐宋派行书上用功。不久我在上海市中小学生毛笔字比赛中得了奖，写的已是行书。这里略作一个透露，我初入中学时画的一幅山水“长风公园春景图”曾被选送到芬兰参加国际儿童画展览，证书和奖状寄到学校时还热闹过一阵，引得美术教研室的几位老师想来重点培养我，一位前辈还刻了一方“良桢书画”的印章给我。可是我尽管一直对画很喜欢，却久久搁下了，那方印章也不能再用。

        不久，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讨论，双方论辩激烈，我尽量把争论文章找来细读，只是文史和书学的根柢还太浅，只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几年，我还时常徜徉朵云轩、文物商店和杨振华、周虎臣等笔墨铺，那里能看到大量古今名人字画。可惜现在已不易有这种机会了。“文革”开始那年我虚岁20岁，少不更事，只觉得热闹，因为会写字，倒也受欢迎，大标语、语录牌之类写过不少。后来一切乱了套，不少人红了眼，令人害怕，我什么“派”也不参加，当时应属“逍遥派”。长久地闲在家里，高中已毕业，大学不再招生，何以遣之？除了读书便是写字，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属“中间地带”，还算平静。在中学读书时，我最喜爱哲学、历史和古典文学，此时读的便是这些书，旁及于美学和文艺理论。写字呢，临的最多的是神龙本《兰亭序》、智永真书《千字文》和周慧珺送我的一本《蜀素苕溪诗》合印本，每天把它和《兰亭序》各临一通，并仿写智永真书千字文数百字。久而久之，体会到三者间的一脉贯通，《蜀素》后半段更精彩，血脉来自《兰亭序》。此时又写过褚书《雁塔圣教序》、王敬客《砖塔铭》和孙过庭《书谱》，唐太宗《温泉铭》。那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纸店中白报纸告缺，学校后勤组只好采购了整车整车的玉扣、毛边之类的土纸敷用。这纸用来临帖是上好的货，可太娇嫩，又化水，造反派们很讨厌。同学们拉着三轮货车奉命上街刷大标语，知道这种纸很受我欢迎，常常弯到我家里来把用剩的都送我，有时还连带大瓶的墨汁，我真是求之不得。所以这三四年是我学书极用功也是进步比较快的时期，细心研习笔法体势，体会书法源流。

（原载《书法导报》1993年4月7日 总172期）

内斋

拜读

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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忞睿

三

       也正在这个时期，我同一批爱好书法的“逍遥派”朋友有了更多的交往。闹腾了一阵大概不少人已生厌倦，“逍遥派”的队伍也在扩大，有的醉心于做鱼缸养热带鱼，有的学做裁缝自己缝制“西装领”式的衣服，有的从头学做木匠活到了能打制全套家具的水平，所以我们弄书法也没遭到“玩物丧志”的批评指责。我在徐德耘（云尗）那里得见大量白蕉先生的墨迹，又曾借回过两个题跋诗文稿手卷，手摹心追，觉得那才真得晋人神韵。那时与我常有半日之谈的周慧珺，有一次看出了我写的字里有了白蕉先生的影响。我又接触了一批以前未曾接触过的书画篆刻名家。其中，最令我倾倒并深受影响的便是来楚生先生。早在“文革”以前，我就在上海豫园和朵云轩中看到过来先生的作品，一见之下便生敬佩之情。待见到来先生，又在他的几位新老朋友那里看到了更多的各种作品，更是叹服不已。这个圈子里的几位先生，除了我有专文讲述过的之外，还有金元章先生等，都对书画篆刻十分内行，鉴赏眼力极高，趣味趋于高古厚拙或风流自然，又熟悉掌故，听他们随意谈论评说，获益良多。那是在任何讲习班和教科书中所得不到的，追随左右，耳闻目濡，有时也参与讨论，实际上是在鉴赏实践中学习。主要是受来先生的启发，同时写米字的人又日见其众，于是我开始另找蹊径，认真临写汉碑，凡是能得到的，或从自己有限的藏帖中找出，或从师友那里借得，无不反复细心临摹，最喜爱并有体会的是《石门颂》、《张迁》、《礼器》三种。我还把家里那册石印的《散氏盘》放大本拿来依样画葫芦。这时，眼光识见得到迅速提高，学书取法之所也大大上推了。

       1970年，我奉命去皖南“插队”，行囊中衣物很简陋，多的是书和碑帖。躬耕生涯，不必细说。晚来，同伴们或是聚在一起忧伤地唱着不知什么人编的歌：“‘08’的大卡车，在我身边过，……”，因为上海的汽车牌照是以“08”打头的，或是和农人们一起抽烟打牌取乐，我则是躲在屋角，一灯如豆之下在土制的“床头柜”上读书临帖。这有时难免显得不太合群，却是人各有其好，也勉强不得。当地出一种“裱芯纸”一般作包茶叶或烧纸钱之用，当作手纸则近乎奢侈了。实则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元书纸”的东西，几角钱一刀。我有时也买来写字，只是一刀纸抵得几天的工分值，所以只能省着用。在那里，几乎没有学书的同道，于是常常给在上海的师友写长信聊天谈书法。后来我常被叫去到公社中学代课，最后的3年则是去经济富裕的山区负责另外办起一所民办中学。此时，时间和纸墨都较前大为充裕，不久又有了电灯，所以到了夜间我备课和处理学校事务完毕，便可在单人房间里，坐在竹圈椅中，在竹木制成的简易写字台上读书写字，灯光不到12点不熄。也有几位学生和早先也是我学生的青年同事在悄悄地学写我的字，这是料不到的。但在那里也确实找不到什么字帖，我虽然拿过几种让他们挑选临写，可他们都说不喜欢，同他们也难以真正地谈学书之道。我自己则把随身带来的碑帖反复临写。学校曾买进一批便宜但质量很差的白色书写纸，本想印制考卷用的，因为既薄又化水而不合用（那时候很少用圆珠笔，都用“自来水钢笔”）而弃置一边，我便拿来裁成一尺半长六寸来宽的条子厚厚一堆，随意抄写读到的诗文。这纸用毛笔写字倒也不错，我随手抄写诗文，开始时这几个字从这个帖上学来，那几个字有那本帖的影子，不很协调，久之便见统一了。我认为这是把所学的法帖捏合起来的一个好办法，近于米芾的“集古字”，最终会逐渐形成自己的面目。我曾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周慧珺，还送给她一厚迭抄书习作，建议她也试试看。

       “插队”8年，每年我回上海一二次，每次回上海总要一一看望书友，畅谈一番。有时也能买到一些开禁的碑帖，如《集王圣教序》、《怀素自叙帖》、《孙过庭书谱》等。我也尽量去看书法展览，记得曾经远远地赶到蓬莱公园、中山公园和黄陂路的展览馆去看过。第一次看到王蘧常先生的墨迹便是在蓬莱公园。但这时我的户口已迁到安徽，人既不是上海人了，对上海书坛而言自是局外之人。

（原载《书法导报》1993年4月21日 总174期）

江明

拜读。
坚松兄辛苦了

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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