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三楼见闻随想漫录

龙虎风雷

                                                    琢斋徐璞生

       大概是在1968年，一个少年时一起玩票学唱弹词的朋友拿了一册手钤的印谱来给我看，作者是徐璞生。这位朋友以前不染此道，只因恋人（也是弹词票友）在学丹青篆刻，遂双双拜到徐先生门下。这对恋人后来结合了，又终于分了手。但我正是由于他们结识了徐先生。

       翻看印谱，觉得篆法、奏刀、布白都自具面目，能雅俗共赏。印文中多类似“多病多灾”的话头，边款跋语亦多“病起”之说，因此猜想徐先生是一位瘦弱内向的印人。不料后来一见面，恰恰相反，徐先生身材魁伟，面似满月，出言爽朗。初见之下，请教年岁，徐先生说：“四十八了。”同去的一位朋友出于礼貌应以“看不出”。徐先生朗声一笑，轻抚头皮，忍不住用家乡话说：“头顶花园都凋零了，还看不出么？”先生是江苏镇江人，头发早早谢了顶。

       徐先生住在上海北京路上一家银行营业所的楼上，上楼得从开在旁边一条弄堂里的后门走。昏暗中沿着木梯登楼，可见那里的住户还真不少，说是“72家房客”则是夸张了一点。徐先生住二楼临街的一间，一排窗正对着马路，又恰近交叉的十字路口，故采光甚好。他们一家三口，约十多平方米。夫人已显佝偻，一脸的和气。公子戴一副眼镜，不多说话。一次我去，只他一人在，倒了一杯白开水便默坐一旁。我问他：“你刻图章么？”他说：“我不刻。我帮爸爸磨石头。”说完便低头一心打磨印面。

       徐先生居处虽小，壁间书画却琳琅满目。床头高悬的是刘海粟的彩墨梅花中堂，方桌上方挂的是谢之光的山水四屏条，小小的分装在四个镜框里，看来应该是量身定做的，靠窗贴壁的小工作台边挂一个宽只二寸余，高不满尺的小镜框，内嵌潘君诺的草虫小品。别的还有一些，记不清了。我每次去注目最久的一方小小匾额，篆书“琢斋”二字，行草款为“璞生仁弟属，尗厓”，都极老到耐看。徐先生是钱瘦铁的弟子。徐先生家中张挂的字画都是装在镜框内的。他收藏名家手笔颇不少，除上面提到的几位之外，还有陆俨少、来楚生、张大壮、陶冷月等等，经常更换装框。我问为什么不装裱，徐先生摆手一笑：“‘备战、备荒’，万一要走，一大捆轴子扛得动么？我这样只要一个箱子就可以提着走了。”徐先生富于收藏，原因也很简单，他说：“他们要我刻图章，也就会送字画给我。”徐先生与书画界交游颇广，他曾对我说：“你来得晚了。要是早几年来，青山农（黄葆戉）、铁老（钱瘦铁）我都可以为你引见的。”但我还是因为徐先生的关系而得见好几位书画家。

       徐先生能作隶书，虽说不上如何如何高超精妙，却也不俗。他在南京西路一个纺织品批发部工作，门口那个竖牌子就出自徐先生手笔，作者去世好多年，我走过南京路靠成都路那里见那牌子还挂在门边。但徐先生毕竟还是一位印人，最经意的是印谱和印章。他家有一口大橱，满满地存放着大量古今印谱。因为我不搞篆刻，没有一一让我细看，只看过极小的一部分。他还着意留存自己的作品，有满意的便钤于专纸，还请人题写了不少自己印存的签条和扉页以备用，我曾寓目的就有出自黄葆戉、钱瘦铁、来楚生、刘海粟、唐云、钱君匋诸公手笔的二十多条。在临窗的小工作台上，除了笔砚印泥和一盆“宝石花”，挤挤地摊满了大半桌的石章，不下数百方。有时我前去恰好徐先生不在，坐待之际，看了壁间书画，再一一赏玩这些石头就很有兴味，丝毫不觉得寂寞。

       我当时正在家“待分配”，生活清寒，无可奉敬，但徐先生毫不计较，先后曾为我刻了十多方印。有时甚至是他想到认为满意的章法，自己掏石头主动为我刻，还在卡纸上打了印花连同印章托人给我捎来。徐先生不仅没有一点架子，还如此提携晚学，爱护后生，每每念及仍感动不已。

       那几年内，我们与徐先生等老少朋友，新旧师生，常时而相约时而不期然而然地数人相聚，赏鉴书画，评说得失，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那是书本和课堂所得不到的。聊以助兴的，唯有清茶一盏，徐先生连烟都不抽。因为血压高，他滴酒不沾。可是徐先生最后还是因为脑溢血而突然谢世，终年尚不满六十岁。那是“文革”已如恶梦成为过去，而书法篆刻热正悄然兴起之时，也是徐先生艺术趋于老成之时，真是太可惜了。追悼会上，我正站在雅好书画的弹词名家杨振雄先生右侧，我们打过招呼后不约而同地吐出“可惜”二字，而我这一整天心下反复念叨的总是这几个字：“太可惜了。”


    （原文刊于 1991年9月11日总第90期《书法导报》）

忞睿

大壮先生二三事

       张大壮先生是现代著名的花鸟画家，原籍杭州而久居上海。“大壮”为《周易》卦名，乾下震上，乃阳刚盛长之象。但张先生的体貌与此恰恰相反。我所见到的晚年张大壮先生，目眶深陷，病弱瘦小。他自幼研习丹青，曾经名家指导。青少年时便在商务印书馆任美工。使他绘事大进的契机是后来为大收藏家庞元济管理所藏书画，因此他得以在“虚斋”中尽情饱览古今名迹，潜心临摹，意领神会于笔墨之间。清润秀美的花鸟画是张先生的擅长，其实他也能作山水，并精于书法篆刻，只是并不多作，世人少知。有一次一位年轻人刻了方印送给他，过几天他们见面时张先生告诉年轻人：“上次那方图章有一个字你刻错了。”年轻人想要回重刻，张先生说：“不必了，我替你修正了。我找不到刻刀，用修脚刀通了一下。”张先生通六书小学，乃得自舅氏。他的舅父就是大学者章太炎先生。

       张先生的寓所在上海复兴路上，走不几步便是顺昌路。他家两扇斑驳的黑漆大门正对着24路电车的车站，相距只几步之遥，成天车来车往，候车人又时时不约而同地到此聚会片刻。所以张先生那里除了深更半夜，总是门庭若市，绝不会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然而在“文革”年月，张先生是清寒困苦的。他们老两口居住在这间开门见马路的底层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那里便是张先生生活和作画的地方。约略在房间的中部横放着一张大床，把空间隔成前后两部分。后面是生活用房，前面就是张先生工作和会客之所在了。两位老人的经济来源，靠的就是张先生在画院领到的80元月薪。张先生那张有点凌乱的画桌一端靠着墙。四周墙面可说没挂一张字画，只有画桌上方的墙钉着一张不到两尺长的纸，上面写着：“老壮血压高，少作画，请原谅。”那时书画不能卖钱，说那是剥削行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纷纷前去伸手要字画倒反而不是剥削，这笔帐不知怎么才能算过来。

      我第一次随朋友去拜访张先生，也是在“文革”期内。一进门，只听见张夫人在心疼地责怪老伴：“这把年纪了，爬上爬下，勿要老命哉？”张先生向我们解释：“墙上有裂缝，漏雨，我去买了五分钱石灰补一补。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劳力，我不做谁做？”我听了觉得心酸，又感叹张先生在困苦之中又难得地不失风趣。张先生眯着眼睛望着大门两边的墙面说：“五分钱石灰还用不完，丢了可惜，我加了点水把这两块墙头粉刷了一下。”接着，他指着右边那块墙说：“你们看，这块后刷，就比左边那块刷得好。因为我后来懂了点门道，原来刷墙同写字画画的用笔是一个道理。”我们听了，又是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不过也还是被张先生的风趣逗笑了。作为一名著名的花鸟画家，哪有不爱花的？可上海这地方，住房如此拥挤，养花又谈何容易？有一次张先生喜滋滋地说：“我的兰花开了！”说着便将床单一掀，从床底下提出一盆建兰来。大家惊奇不已，张先生摆手一笑：“养盆花有什么稀奇，张先生还在底下放‘鹞子’（江南人对风筝的叫法）呢！”“床底下放鹞子”本是江南流传的一句歇后语，下文为“大高而不妙”，听者又不免苦涩一笑。

      张先生卒于1980年，享年77岁，经过“文革”十年，最后总算看到了“玉宇澄清”，他的画集也出版了。可惜张先生本人却没能看到印出来的自己的画册。张罗这事时，长年多病的张先生已卧病在床。出版社派人去请张先生为自己的画册题签，张先生斜卧病榻，从怀中掏出一支自来水毛笔，衬着一本书，在一条宣纸上一挥而就，居然照样洒脱精到，这是见功力的地方。来人说：“用这笔行吗？”张先生回答：“怎么不行？我这笔灌的是碳素墨水，国家签文件都用它呢。” 依然风趣如故。

（原载《书法导报》1991年6月26日 总79期）

忞睿

自称“黑画家”的谢之光

      一个冬夜，晚饭后我在徐璞生先生那里闲坐聊天。忽听门外有人高声喊：“黑画家来了！”声调是苍老的。那年头，“黑画家”是什么身份？我不禁骇然。徐先生却发一笑，边起身去门首相迎边回头对我说：“谢之光来了。”

      谢先生的作品很看过一些，其人却未曾会过面。他的情况，先前曾听徐先生零零碎碎地讲过一点。徐先生说，谢之光要我刻图章，指定按传统自右而左读横列“老谢”二字，一般人不知这习惯而按新的读法，自左而右，便是“谢老”！又说他从苏州籍的夫人那里学会几句苏白，常常冒充苏州人。还说谢之光最会摆噱头，人前作画，常装作不小心把墨泼翻在纸上，观者一惊，他却又好像手足慌忙中用抹布去擦，更加一塌糊涂，正当大家惋惜不已的时候，他再将计就计地在这纸上画成了一幅好画，引起阵阵赞叹。所以，我早就想一睹这位风趣的老画家的风采了。

      徐先生把来客迎进门来，为我们简单作了介绍便去泡茶拿烟。只见这位谢老先生约70多岁，身量瘦小而灵活，头戴一顶黑绒线打成的小帽，身着一套黑布棉袄棉裤，脚穿一双黑棉鞋。果然是一身黑。别致的是棉裤扎脚管，为江南尤其上海所不多见。谢先生点燃了“大前门”，却并不急于入座，便滔滔地开了口，也果然口音带点苏州腔。虽然与我是初见，他却毫不设防，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在对我说，“批判我是黑画家，我就干脆一身黑。中国画用的是墨，总归是黑画家了。啥人用石灰来画画，才能做白画家。”见他夹烟的右手中指和食指都包裹着白胶布，我关切地问：“谢先生您的手指弄破了么？”老人哈哈一笑，连连摇手：“不是，不是。我这两个手指被香烟熏得不但发了黄，而且开始发黑了，这就不但像象牙，而且像明朝的象牙，至少四百年。明朝的象牙多值钱？我这是藏宝呀！”大家随之生笑。其实，谢先生是浙江余姚人，与钱瘦铁为莫逆之交，所以同徐先生也极熟。徐先生刻过好几方“栩栩斋”印，就是谢之光先生的，他别署“栩栩斋主”。谢先生最初学的是西画，早年专画工笔年画，是有名的“月份牌”画家，但在书画界并不太见重。后来他侧重于中国画，写意的，人物、花卉、鸟兽都自具面目，笔墨开始粗重豪放。晚年多作阔笔山水，大块用浓墨，大块留空白，对比强烈，真趣充溢，很快引起大家的爱好和注意。这类作品我见得最多。只可惜不几年谢先生便谢世而去，正是“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不然的话，天假以年，更兼环境安定，文艺兴盛，谢先生这路山水画会有更高的成就。

      谢先生不很擅长书法，所以画上很少题跋，一般都是署“之光”二字便作罢，但笔下倒颇有些篆籀气。我曾见过他写的一个小横批，“采菊东篱下”5字而已，大家都称好，说书家也写不出。偶尔出手，也有不凡者。现在想来，那是用的“变形”手法，字形作了大胆的夸张，把这5字的笔画在纸上当作一副画的素材来处理的。当然当时他不会料到，我们也想不到不数年此法便大行，书坛作手甚多，变形也更大胆无忌。但再奇的东西一多便不奇了。此法一经流行，原想出奇制胜，不料大家见奇不奇，倒反而常常看出了该到的不到之处，预期目的并未达到。想来这手段原是不能多用的。

      我同谢先生也就只有这一面之缘。好些年后上海中国画院为已故的三位老画家举办遗作联展，我也去看了。三位作者是来楚生、张大壮、谢之光，我都因了徐璞生先生的关系同他们见过面谈过话请过教，但这时徐先生已作古。我徘徊于展厅中，流连于那大部分早已见过的书画作品中，如对故人。想不到在画屏的转角处，我遇到了徐夫人，只见她佝偻着身子默默地看着这些画。说过几句话，她又默然，然后又默默地轻声念叨着：“谢先生……来先生……”

（原载《书法导报》1991年12月25日 总105期）

仰天大笑出门去

忞睿 发表于 2018-1-3 14:03
自称“黑画家”的谢之光

      一个冬夜，晚饭后我在徐璞生先生那里闲坐聊天。忽听门外有人高声喊：“黑 ...

给老师的回忆文章配图

忞睿

仰天大笑出门去 发表于 2018-1-6 00:02
给老师的回忆文章配图

好！

忞睿

“岭南派”健将黄幻吾

      黄幻吾是岭南派名家，我很小即知其名。记得是在上海人民公园里看他的画展，那时很佩服他工致的描绘和鲜亮的设色。但拜访黄先生是在十多年之后，是偶然的机缘。

      也是在“文革”“横扫”狂飙稍稍过去的日子里。那天我与一位朋友在张大壮先生家中闲谈，未久，来了两个年岁略长于我的青年。他们手提别致的花篮，盛着几盆兰花，送张先生两盆，说余下的要送黄幻吾先生。我的那位朋友和送花青年是认识的，和黄先生也相熟，因而邀我同去。于是略一坐，四人便告辞出来，结伴同趋黄宅。

      黄先生住在沪上市中心偏西的一条弄堂里，是一幢上好的砖木结构洋楼，好像是在二楼。登楼时，我那位朋友说：“上海的画家，至少我所到过的，黄先生的住所大概是最好的了。”上得楼来，走过室内阳台式的过廊，我们叩开了门。黄先生夫妇都在，我们被引入就座。那是一间宽畅明亮而又布置雅洁的画室兼会客室，有门可通向内室。壁间挂黄先生自绘的黄山图，两边是当时民航上海管理局副政委汪振华书写的毛泽东诗句行书四尺对联。但墙上高处“打倒”、“砸烂”之类几条用排笔浓墨歪歪斜斜刷出的大字标语依然赫赫可见，薄薄一层石灰一时不能完全盖住它们。

      黄夫人泡了茶，我们围坐在画桌四周。送花青年奉上兰花两盆，说：“我们园中的兰花都怒放了。”黄先生很高兴，观赏片刻，旋由黄夫人置于向阳的窗台上，然后推过一盒“大前门”请自便。我那位朋友悄声说：“黄先生很随和，你不要拘束。”于是我也接过一支点上。

      黄先生那时大约六十多岁，瘦高个儿，精神而有翩翩风度，那深陷的炯炯双目，则是广东籍人的鲜明特征。他坐在画桌后的靠椅上，谈锋既健，谈兴复浓。由于我就势问起岭南派的一些问题而提起话头，黄先生竟滔滔不绝地谈出了一篇岭南画派的历史来，上溯林良为先声，至于高剑父、高奇峰昆仲与陈树人留学日本，引进西画技法创为新派等等。还一一介绍岭南派诸大家，说到廖夫人何香凝，称早年已画才显露，但后来忙于革命运动无暇丹青余事。又细细回顾当年岭南派参加国画展览时受正统派排挤打击，作品被置于偏厅而观众踊跃争看的情形，以及他昔年赴东南亚举办画展和在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父亲接见的盛况。当时我感触最深的是黄先生历述高氏弟兄情况时说到他们的大哥是文学家和书家，顿悟书法与文学久已结下不解之缘，能书而不文则犹患偏废之症。

      黄先生并不精于书，但那一段时间常以书件应人，我见过不少。其所作，多骨而少肉，时而难免拘谨瘦寒。黄夫人是潘天寿先生的弟子，自諳书画。闻说黄先生作字，必由夫人牵纸照料，而且时时发出指令：“这个字写大一点！”“这一划拉长一点！”“好！”书者一一如命。可惜那天没能看到黄先生写字作画，后来虽几度与他重逢于其他场合，广众之间匆匆一晤，只是招呼问好而已。

（原载《书法导报》1992年4月29日 第18期 总123期）

忞睿

“又一村”中的潘君诺

      同潘君诺先生认识，也是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那两年，也是一位少年时一起玩票的朋友所介绍。那天来访，他带来一张隶书，一把书画扇。来人按住隶书条幅的落款，问我这字好不好。我说好，并大致断定是钱瘦铁先生的作品。他将手移开，看署款果然是铁老。打开书画扇，一面画的紫藤蜜蜂，大写意的藤和叶，配上极工致的蜜蜂，我说这学的是齐白石手法；背面是草书，临怀素《自叙》中“粉壁长廊……”那一段，我说是“意临”，笔法与素师不尽一致。字画都好，但不知何人手笔。那位朋友一面笑道：“是老兄的本家，”一面把手移开，看署款图章，一为“潘然”，一为“君诺”，显然一名一字。看完字画，来人拖了我便走，说是这就到潘先生那里去，最近他正在那儿学画，每月的学费是5元。

      潘先生家住上海静安寺附近，进弄堂从一栋石库门房子的后门进去，穿过公用厨房，在通向楼上的楼梯边开一门，进门便登堂入室。地下铺花格方砖，上海稍为考究的石库门房子客堂间都是如此格局。一排长窗朝南，外面有一个小天井，室内采光尚好，然而陈设简单得出奇。在我印象中，只记住两件家具。一是与长窗靠近并垂直摆放的一张画桌，那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式样普通木质也普通的写字台，稍见凌乱；一是在画桌后座椅右侧靠墙放着的一个配有玻璃门的橱，里面的东西也见凌乱。我们进门，潘先生正坐在画桌前，时值盛夏，他只穿一件汗背心。看他年约60，身材算得上魁伟。我忍不住嘀咕：“有点像医生门诊所。”潘先生马上接口说：“不，还差一个诊脉的小枕头。”大家哈哈一笑。

      那位朋友作了介绍，潘先生取出一个本子，命我写下姓名和地址。那位朋友低声说：“潘先生记性极好，你这一写他就记住了。而且你要他写字，不管是毛主席诗词还是唐诗宋词，他从不查书，一边念念有词地用带苏北腔的口音诵读，一边便振笔疾书。”当天我看潘先生写几幅字，果然。

      那位入门不久的学生还掉了给我看过的那柄书画扇，又取出一个白扇面，代一位曾经颇有点名气的京剧老生演员求画。潘先生知道这位京剧演员，立即动笔，画的也是葡萄蜜蜂。画完，收润笔2元。后来又连作书画数幅，我在一旁细看。潘先生下手极快，起画稿毫不思索，笔下生风，顷刻便成。紫藤葡萄，枝叶交错，一气呵成而丝毫不乱，疏密也得当。后来听金元章先生说：“潘君诺心太急，一说要画，纸刚刚铺开就连呼‘来！来！来！’等不及要下笔了。”我注意他笔筒中的笔，约有一二十支，几乎全是退败得不堪用的。有一支较新的小狼毫笔，看得出潘先生舍不得多用，只在题画必须秀润时才偶而动它。妙的是其中一支退笔，潘先生剪去副毫的前半，只留中间三五茎，专门用来画工笔昆虫的须。看他用了好几回，难得的是照样线条挺拔饱满。另有一支羊毫大笔，已十分陈旧，潘先生抽出来，深情地说：“这支笔50多年了，还是我初学画时老师送的。”潘先生是赵叔孺的学生，此笔不知是否赵老夫子所赠？

      潘先生又为我那位朋友写了一个草书条幅。纸3尺来长，6寸来宽，听说是从废纸店论斤称来的，每斤5角。潘先生作书画下手之快，差不多到了性急的程度。他说：“有人讲草书要写得慢，不对，不对！”你看怀素《自叙帖》中的句子，‘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不是说要写得快吗？”未尝不是自解。写完画完，一起盖图章。我从盒中取看潘先生的自用印，有几方是“XX楼”、“XX室”，他笑着说：“别人总以为书画家房子最多，楼啊堂啊室啊轩啊，其实都是子虚堂乌有楼。我就这么一间客堂。”对其中一方“又一村”，潘先生做了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说不能画花鸟画，我们这些人就没饭吃了。现在又可以画了，这叫‘柳暗花明又一村’。”

      潘先生似乎有“错划”之类的经历而好像无固定收入，老两口相依为命，生计困难，只得收几个学生教画度日。每人每月只收5元，学生便随时可以上门。没有丝毫书画基础和笔墨经验的，从头学书法当然来不及，就让他们毛笔画圆圈作为练习，大多数不耐烦。也有些人并无学画之意，却付5元钱，抓紧索取字画，从师满月便掉头而去。老人心下纵然明白，却又奈何？有一次我在福州路杨振华笔庄闲看，柜台边有一位穿着比较讲究而斯文的青年人买了不少上好的毛笔，看样子我估计是哪个单位“革委会”里“政宣组”的“秀才”。我瞥见后也不介意，自顾低头看橱窗里陈列的笔墨，却耳听身后一位老者上前攀谈：“同志，你要学画吗？我山水人物、飞禽鸟兽、花鸟草虫都会画的，每月只收5元学费。”回头看，正是潘先生的背影。而迎面所见，却是那翩翩少年迟疑而带点警惕的目光。我不忍看老人失望的神色，更不愿让潘先生看到我在场而难堪，便急忙出门避开了。

       “待分配”的几年，我闲来无事，除了读点书，唯与笔砚为伴。一般是上午临一通《兰亭》，下午临一通《蜀素》，晚上再临一二百字智永真草《千字文》，反反复复，却一点不觉得枯燥。一天上午我正在临书，忽听楼梯上有人叫我，抬头从敞开的正对着上楼楼梯的房门看去，却原来是潘先生一步步登楼而来。我急忙起身相迎。只见老人一手拿一个破旧提包，一手拿了一副咬过两口的烧饼裹油条。他说：“我到一个住在邮电新村的学生那里去，经过这里，记得你住在这里，就找来了。”真是好记性！我请潘先生坐下，看他干啃烧饼油条，不免心酸，家中只有一罐茶末，只能将就泡了一杯让他润润喉咙。见我正在写字，潘先生兴致来了，放下吃了一半的早点提笔来写。可他用不惯我的长锋羊毫，在元书纸上写了几行，摇摇头，放下了笔。只说：“你学得太细到了。”吃完早点，潘先生便要走。我送他下楼，指点他可乘47路汽车再换55路汽车，并要送他上车。潘先生执意不要，我只得在路边上目送他走去。只见他经过车站并不停下等车，蹒跚地径直朝前而去。我明白，他是为了省些车费或者不坐只两站就得换乘的47路，或者干脆径直步行半个多小时过去，心下难免一酸。

       后来我去皖南插队，与潘先生相见的机会就少了。他似乎是活到“文革”结束以后的，但境况是否有改观就不得而知了。听说上海博物馆举办历代书画展览，老人还是支撑老病之躯，赶十几里地前往观看。博物馆应该是有电梯的，但不对一般公众开放，想来也不会对他破例。所以这位老画家还是艰难地步步拾级而上，气喘吁吁亦不以为苦。故友乐心龙为此感叹不已：“这真是对艺术的虔诚啊！”

      潘先生的艺术，传世多为小品。前些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过他的一册草虫作品，选印都平平，现在已难觅了。

（原载《书法导报》1992年2月19日 第8期 总113期）

忞睿

受大笑兄启发，我也把在网络上找到的几位老先生的相片和画作分享一下。我孤陋寡闻，刚看到老师这些文章时，只听说过白蕉先生、张大壮先生两位，其他的老先生听都没听过，真是惭愧！
大家有兴趣可继续深入了解。

大为轩

先生写得真好啊！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感谢先生记录下如此珍贵的瞬间。
谢之光先生据说就住在新昌路，我从小长大的老宅隔壁，那谢家离开徐先生成都路北京路口的家也是几步之遥，所以也能经常走动。

忞睿

云间白蕉

      近现代以来，上海书画名家云集，而真正的上海人并不多，白蕉先生乃其中翘楚。他原籍金山，是地道的上海人。白蕉先生本姓何，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别署云间、济庐，作书画每以“白蕉”署名，久之，有不知其本姓而误以为姓白者。松江、金山一带，旧称“云间”，故先生常连署“云间白蕉”，如西晋陆氏昆仲然，既明籍贯，复托心志。白蕉先生工写兰，一时有“兰王”之誉，我有一件他的行书条幅，录王维 “晚年惟好静”一首于“发笺”，启首章法为“懒汉”，实取“兰”之谐音。他书法专学二王，笔墨神韵，如出晋人，其为人亦一派魏晋“名士”气息。尝谓恨不能有一间空屋，满挂晋人书帖，朝夕与亲，以免受时下书风侵入。50年代曾感慨书法艺术之废颓而发“乘槎浮于海”之叹，本是书生一时戏言，不料因此划为“右派”。这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他一直背到1969年去世。

      60年代初，白蕉先生受聘到上海市青年宫书法班讲课，谈到两点，给人印象最深：一是贵在持之以恒，二是临帖必须“无我”。他回忆少年学书时有不少比他写得好的同伴，可惜他们后来抛下了笔墨，原本可以成为大书家的料子因此终于没能在书法上有什么造就，而他之所以学书有所成，就因为几十年来总不忘情斯道，一直坚持了下来。对于临书，白蕉先生要求从外形到神气都必须努力做到入骨地“像”。他楷书学欧阳询《九成宫》，直要临到所写的字蒙到帖上能重合，这和来楚生先生的主张很接近。他们本是常在一起的老友，或许交流过这心得。

       白蕉先生书法功力极深，又是悟性过人，所以接受能力特别强，他一意追踪二王，怕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曾有这样一件趣事：有人送一套颜真卿《祭侄稿》墨迹的放大照片，那时已是难得的稀罕物，又是书法史上的剧迹，白蕉先生很珍重，拿来装在镜框里悬诸壁间。未久，有人说他最近写的字有了“颜味”，急得他立即把照片收将起来。

      “文革”一开始，便来“扫四旧”，白蕉先生闻风立即把多年来的作品分送几个学生，因而得以保存不少。我在徐云叔那里看过一部分，有大迭的写在清朝宫廷用的那种幅面不大但洁白而坚实的纸上整通整通的毛泽东诗词等。最使我心服而喜爱不已的是两卷题画跋书的诗文稿。那是把颜色微黄的皮纸草草粘接起来的高不过三、四寸的手卷，字大一公分上下，真、行、草书，不拘一格，又高低错落，无意于变而变化莫测，是信手写成的，展玩之下，但觉一派天机，如对晋人杂帖。我曾借来细细把玩过几天，又曾携之往访周慧珺使享一睹之快，赏慕之余我忍不住还临写过两遍。后来我爱作手卷，除了别的原因，想来也是那时结下的缘。

      白蕉先生最善作扇面和册页，精雅自不必说，即章法亦新意迭出而无不妥贴自如。我见过他写的不少扇面，极少通篇用“一长一短”的通用程式，而是变化无穷，每见别裁，却又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毫无刻意靠经营痕迹。他早年与邓散木先生合写过一本钢笔字帖，近年又重印。白蕉先生所作，尤其是那些以手札形式的作品，绝不一味硬去摹仿毛笔字的效果，却更具书法的艺术性，依然二王风范，远胜目下所见的“硬笔书法”和“钢笔字帖”，从事“硬笔书法”的人不妨多多看看这样的出于高手的作品，大可作为借鉴。

      白蕉先生专学二王，锐意“创新”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但二王毕竟是中国书法难以企及的高峰，历来天下曾有多少人穷毕生之力去苦攀过，而能有白蕉先生这样成就的怕仍不多见。况且一幅展开，尽管逼人而来的二王韵度，白蕉却依然还是白蕉。在学王这一书法课题上，白蕉先生还是给了大家很多启示的。

      先生的遗墨几年前在上海办过展览，《中国书法》和《书法》两家杂志也出过介绍专辑，但遗珠尚多多。时下常见有书法作品集出版，其中有不少是个人的集子。说实话，真值得大家来欣赏和学习的却并不多。如果能把像白蕉先生这样有成就的书家的作品来一广泛的征集，严选精品，再印出来公之于世，则无论对时人学书还是后人研究书法史，都将是无量功德。

（原载《书法导报》1992年9月9日 第37期 总1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