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师跋懷仁集王聖教序

仰天大笑出门去

感謝志雄和人立師兄校對，修改稿如下：

右橅《唐釋懷仁集王聖教序》與清人何子貞題墨皇本王聖教【書界於集王聖教序之簡稱，非謂王行滿書聖教也】詩跋,皆昔年之舊課耳。擱置已久,而今目昏手顫,重拾能得其大意乎? 然此臨亦移花接木之雜伴兒也，所據自皆印本，王聖教則非墨皇本而為别本，以其即在手邊且冊小便用耳。
清朱楓《雍州金石記》記曰：“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首有佛像七，皆極精致，世所傳七佛頭也。宏福寺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太宗序、高宗記、太宗批答并心經”云。王昶《金石萃編》載之，記曰：“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廣四尺二寸四分，三十行，字數八十三至八十六不等。行書，碑首橫列七佛，黑文，徑五寸，今在西安府學。”亦記清代之情相合。而今則早移入西安碑林矣。
關於此刻論者甚多，錢竹汀《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右《三藏聖教序并記》，宏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元奘以貞觀元年游西域，十八年始還，得經典六百五十七部，奉敕於宏福寺翻譯。元奘表求御制經序，凡再請，乃許焉。二十二年序成，命宏文館學士上官儀於明月殿對群僚讀之。元奘奉啟陳謝，賜敕褒答。已而皇太子復為撰記，元奘啓謝東宮，亦賜教答。褚王所書【當指遂良、行滿所書】，惟序與記爾，此復附以答敕及教并心經於後，蓋右軍真跡世不多有，而古人書愈多則愈難，此懷仁之以多自誇也。《舊唐書·元奘傳》:‘顯慶元年,高宗令左仆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頵，太子洗馬郭瑜，宏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此碑列潤色諸臣名，獨無杜正倫，不知何故也。”考論甚明。而傳世墨本以目見者，無玄奘之啟，但錄太宗與太子之答，究為刻而未拓，抑原本未刻？原石尚在，當可大白。【王昶《金石萃編》謂：元奘求序，表諸石刻本無傳，因自慧立撰《元奘傳》錄之】而錢氏最後一問，若有博雅君子，當能細考而詳揭之耶？以吾經歷見聞，是否得與榮登列名，常與人事相關也。
聖教序記石刻，此與禇書雁塔同州二刻而外，載記更有禇行書與王行滿正書二種，共有五本。【王行滿顯慶二年書，刻石原在河南招提寺，後移偃師文廟，未久遭破壞，殘石存偃師商城博物館。墨本極少流傳。畢秋帆《中州金石記》稱之曰：“用筆端方綿密，綽有姿致，不在遂良之下。”】有謂此二刻儲藏家罕見著於錄，世亦無傳者，近乎湮沒矣，即此刻亦斷裂久矣。張廷濟《清儀閣題跋》卷二綜述時賢前人說，謂“懷仁集王右軍字之聖教序，謂斷宋紹興二年，曹秋嶽侍郎說也；謂斷在宋南渡後，王篛林吏部說也；謂斷在嘉靖乙卯，楊大瓢山人說也；謂斷在天順中，何義門太史引孫仲牆《金石志》說也。”又王昶《金石萃編》卷四十九有曰：“此碑經萬歷乙卯地震，塔頂墜壓，碑斷為二。”方若《校碑隨筆》則以為未斷者宋拓本也，然則石斷在宋元之際耶？墨皇本藏主崇恩有跋云：“聖教序唐搨已如星鳳，宋搨未斷本尚留世間者可以百十計，未可以數百計也。平生所見宋搨【曾有以“搨”為“拓”，此仍其舊】凡七一”云。方若謂未斷摹刻本甚多，宜審。據謂今已印出者將三十矣。
憶昔負笈復旦，恩師嚴北溟先生開講佛教哲學史，不攜片紙而淘淘不絕，惟及於玄奘取經翻譯史事，帶一布包，內即集王聖教之原拓剪裱本，以示於眾耳。惜當時人爭相看，未能細為檢閱，後亦未請再觀也。
此刻墨本之傳世者，方若語焉不詳，王壯弘《增補》細列甚多。其引據王虛舟題跋知有唐拓，謂：“雍正六年，裘魯青云見山東新城王氏藏唐拓硃砂本，朱色鮮潤，香氣襲人，自首迄尾，纖毫無缺。碑一冊，跋三冊，重十數斤，蓋初刻成時進御者。”若然則極其珍貴，惜其不傳，而虛舟亦聞諸人言者。寐叟太夫子跋舊拓聖教序，亦有記其所見唐本云：“曾見東齋張氏所藏唐拓本，鋒鎩如新，實足與神龍蘭亭相映證。”亦未見傳世，更何況印行耶？王壯弘氏於舊拓見識甚博，以為北宋拓以上海張家花園收得明張應召舊藏與北京沈乙庵跋本【不知印行跋文本否?】為最，而上海博物館藏周文清本，天津博物館藏墨皇本，上海圖書館藏翁方綱跋本與陜西博物館藏本等，皆甚精。
舊南北宋拓，以存字不同而判然，元明而下，不可勝算，更有覆刻混乎其間，往昔影印傳世最負盛名者自推崇恩藏本。崇恩姓覺羅氏，原籍長白滿洲正紅旗人，官至二品，自稱玉牒崇恩，標榜皇家正脈，乃好顯擺者也。道光二十六年以重金購自孫文靖家，於冊首重墨隸書題“墨皇”二字，并於同開之左邊隙題曰“天下法書名碑第一，吾家宋搨墨寶第一。”又於裱冊之天地頭與邊側硃墨筆細字批注累累，冊後除何子貞詩跋而外，悉為其歷年自跋，起於道光丙午，迄於同治戊辰，凡二十余歲春秋，其亦自壯及老矣。末跋以慨然於昔之同賞者多已物故凋零，塊然獨處，傷如之何云。崇恩自跋二十三則，又大過趙氏舊王孫之蘭亭十三跋也。墨皇本後曾歸藏於徐世昌氏。寐叟跋《舊拓聖教序》云：“崇語舲本肉多鋒少，無關書學矣。”亡友樂心龍兄曾主編印傳世最佳本王聖教，蓋即國家博物館之寐叟舊藏也，惜吾未之得耳。此臨所據為一九八四年文物出版社影印陜博藏劉正宗舊北宋拓本，與墨皇本幷觀，信矣夫寐叟老夫子之法眼也。
“關乎書學者”，清季楊惺吾老人言之詳而確，略謂是碑在唐時甚重士林，自吳通微兄弟有院體之目【見黃伯思《東觀餘論》題《集逸少書聖教序》後】，光焰遂殺。宋元之間諸巨手皆不道及，有明以來，此風又熾。余以為唐初右軍真蹟固多，亦草書為多，然盡內府所有，未必字字皆備，且行法大小勻整乃不一也。且右軍筆法一帖有一帖面目，豈有千篇一律以供懷仁之取擇乎？大抵唐人以臨為摹，懷仁雖名為集書，不過結構多效其體，初非字字從真跡影摹。平心而論，字字安貼，無懈可擊，行書中亦可謂自樹一幟者。詆為俗筆，亦覺太過。蓋此有蹊徑可尋，絕少變化，學者不能力追魏晉，專以此安身立命，未有不俗者。蘭亭則如天仙化人，得其一二肢體便已超塵絕俗，烏可同日而語哉？
寐叟數跋不同拓本之王聖教，其見解一以貫之，有曰：“余甞謂此碑純然唐法，與晉法無關。然學唐賢書，無論何處，不能不從此入手。”又曰：“寒儒習書，欲參考初唐行法，得此足矣。”又曰：“聖教純然唐法，於右軍殆已絕緣，第唐人书存於今者，楷多行少。學人由宋行以趨晉，固不若從此求之，時代為较近也。”坦言“余於此帖性乃不近”，而遇佳拓猶甚欣賞，謂：“紙墨獨精，真有容華照燭、俯仰若神之概。僕於此碑不甚措意，於此本乃摩挲不能遽捨，而每行首末諸字尤多可與定武《蘭亭》、高紳《樂毅》互相印證者，唐代刻工之精，惟此宋拓能顯出耳。”
宋初周越《法書苑》謂“勒石累年方就”，則頗歷年所爾。明王澍《竹雲題跋》以為，《述聖記》末總記“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則序記降下，至咸亨三年集刻成，歷二十五年乃成，與何子貞詩跋相合。近有以後之集王字碑如大和六年春功畢之唐玄序集王《新集金剛經》，五千二百六十四字，費時約五百日之速度，例之王聖教一千九百零三字，計查閱右軍書二百七十七日，摹寫百日，編排二百七十二日，鐫刻六十日，當两年即成之矣。機械推算，不免想當然耳，況內府所藏豈容時時取用哉？王世貞曰：“右軍真跡自稧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勻整乃爾。梵字多所不備，其小小展縮、偏傍輳合所不免也。”王宏撰復指其中“色”字偶有合草法者，而多以“包”字誤以作“色”。吾以為未必不知而以形近而代之爾。
自初唐太宗不惜以貶大令而力推右軍，蒐求復製，廣為推行，朝野蔚然成風，作字盛行集王以學王。其顯者若陸柬之書《文賦》，高正臣書《明徵君碑》。凡有右軍書蹟可得見學者皆摹學出之，其最多者來自《蘭亭敘》，故重出字難免雷同也。懷仁專集王字，資源富於常人【序記分出二代帝王，玄奘譯經之潤色、助譯列名皆高官，勒石鐫字者亦戴銜】自具優勢，更兼其殫精竭慮，同字源而作展縮變化之，又以偏傍湊合成字，且兼收行真草三體并蓄之，字間顧盼，見諸牽絲往來、筆勢相連，宛若右軍一筆書就之妙，雖然其重出字雷同之弊，猶不能全免，如“教”字多同，“塵”字必作略小之真書之屬，然洵為書史奇觀劇跡也。至其作心經，覺或得新資源而有新變化焉？黃伯思謂：“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為院體……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伯思以為“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不足以語此”云。有宋名家未見學此者，取學王聖教之風至明代轉盛，其最著名之有成者蓋為文衡山也，出其本色則近甜俗，為應市場需求常效蘇黃米書為之。以吾所見專學王聖教而得大成就者，實未之見也。有深於書者能由此出奇制勝否？
庚子七月廿九日，避疫宅家，檢索載記，拉雜記之為遣也。
《王聖教》宣示二帝序記費力甚巨，近乎今之國家級文化工程，鄭重其事無可疑。近有謂玄奘、太宗、高宗并右軍并見是刻，意在彰顯佛教之漢化過程，無乃過度解讀矣。唐室李姓曾認老子李耳為祖，佛道爭勝，有唐一代多次發生耶。太宗起，唐人崇尙右軍書，惟惜右軍無銘石書。為補此憾，太宗書二銘刻石，《晉祠》始真而以行繼之，《溫泉》則行書入碑。人咸謂開此風氣，實則六朝已漸開矣。至此刻成，儼然右軍作銘石之書焉。然究非碑版銘石，實為繼《定武蘭亭》後摹書刻帖之先行耳。李北海書碑麓山寺外，亦皆此屬。其所取字皆为行狎、章程，自有不合於用者；且真、行、草混用，大小字形突變。懷仁运用尚知節度，然亦開後世濫用雜體書与忽大忽小故作奇變之風。凡此之類，甜俗外又一俗也。
次日念及再記於後，已入八月矣。良楨
  
頃讀施蜇存先生《唐碑百選》載此刻,亦謂雖名之曰碑，實法帖云尔。
庚子八月廿五日 楨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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