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师旧文：论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对隶书发展的影响（《中国书法》1989年第一期）
论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对隶书发展的影响 潘良桢汉字由古文系统向今文系统过渡的关节点是隶书。对此，文字学界和书法界都注目甚殷。古来对隶书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近几十年，秦汉简牍和帛书出土甚多，墨迹灿然，年代可考，因此由篆而隶的嬗变过程显示得比较清楚。隶书起源极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国期间，但其大踏步地进化无疑是在秦汉之际。细看这个时期的先民遗墨，尤其是西汉人所作的前期隶书，进化到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成熟期的隶书，似乎是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完成的。这些简帛书，波磔已极普遍，左右分驰之意亦较明显，以笔势笔意而论，甚至比以后新莽年间的《莱子侯刻石》更为先进，离汉末碑刻中的隶书实仅一步之距。然则何以迟迟未能完成这一步之进，字体的成熟从汉简中看乃在西汉晚期，费时二百年，而作为书法艺术的成熟又在东汉末期的汉碑，又经历了二百年的光阴？前期隶书，远的且不去说，就看一九七三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掘出土的甲、乙两本帛书《老子》的字体，问题就出来了。高亨教授等根据帛书文字中避皇帝名讳的情况考定：甲本不避刘邦的讳，可证它是在刘邦称帝以前抄就的；乙本避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之讳，可证它是刘邦立国之后，惠帝登位以前抄写的。那么，这正是汉兴前后的两件作品。显然，它们应是墓主生前珍藏的旧抄本，缘其心爱，遂作殉葬品。墓主是贵族，他所珍爱的抄本帛书，抄写者自是当时书法之佼佼者。所以，这两通帛书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西汉立国前后时的字体与书法风貌。将帛书《老子》甲、乙本进行比对，两者书写的时间相差至多一、二十年，但字体的进化十分明显。虽然甲、乙两本中的文字都大量地出现了笔势含蓄的波画，都可归入隶书字体系统，但甲本的字形体势呈狭长而乙本呈方扁，甲本中字体结构较多地保留了小篆的写法而乙本已基本摆脱了篆字结构的束缚而近于标准的汉隶，只是笔势依然凝重。可见，这一进步是颇为迅速的。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批汉简书，经考定为武帝时的文物。观其字体，却依然徘徊于前述《老子》甲、乙本之间甚至更接近于甲本。年代稍后的汉隶，本世纪以来出土更多，数量多达三万余枚的《居延汉简》，是考察汉代字体最重要的依据材料。《居延汉简》量极多而字体庞杂，显示了当时字体的多向发展。隶书进化在这里也有明显的表现。其中，建昭二年隶体简牍书，用笔已摆脱篆书遗规而奔放恣肆，笔锋的解放非复《老子》帛书可比，篆字结构也已脱略殆净，而时间相距已近二百年！建武三年隶体简牍书，字形有意趋扁平，左右分驰的笔势亦已分明（细察秦汉人墨迹，笔画右向的伸展出现得较早而左向的突出出现得较迟。右向伸展较合于书写时的自然动作，而左向突出则多有意为之。所以左右分驰的书写意识形成，乃是为了在追求字势跳荡飞扬的动势之美的同时保持整体的平衡匀称，实为隶书字体成熟并由此向隶书艺术成熟迈近的一大标志），波画的折笔更是有意为之而显得波折清晰。这又与建昭二年简牍两相距六、七十年，时代已跨进了东汉。简牍书中，手写便用的行草书占绝大多数，而将隶书字体规整化的却极少。东汉简书中的少数力图规整化的隶书，也达到了相当的成熟度，但真正严格完成这一步的是东汉的碑刻文字。东汉文字刻石，目前所见较早的为刻于光武末年现存杭州西泠印社的《三老讳字忌日记》（约五二年以后），刻于明帝永平九年的《开通褒斜道摩崖》（六六年）和章帝建初二年的《汉侍廷里父老(亻单)买田约束石券》（七七年）。关于《三老讳字忌日记》里吴昌硕有专门文字记其出土与流传经过，于书法，评为文字“浑古遒厚，介篆隶间”（《汉三老石室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则称《开通褒斜道摩崖》“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而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定为“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 《汉侍廷里父老(亻单)买田约束石券》晚出土（一九七三年冬），字体也还是未具点画波尾之隶书，厚拙，凝重而古朴。以后的几十年间，可见的汉碑突然又以篆书为多，如《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虽是篆书，却与秦刻石中所见不同，人称“汉篆”。建于顺帝永和二年（一三七年）的《裴岑纪功碑》，仍然表现为由篆变隶之渐，用笔简直，无明显波捺而颇带篆势，康有为把它与《褒斜》并称为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近十年以后，有《景君碑》笔画方劲古拙而结体又易方为长，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据此谓：“牛真谷云，隶有篆体，洵知言哉。”由此可见，东汉前期的一百几十年间，时人作书还是未能完全脱开篆法的笼罩，且有时进时退的现象。可是，没过多少年，汉碑字体形势大变。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汉中太守王升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孟文立摩崖刻石，是为《石门颂》。杨守敬《平碑记》评为“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笔法虽多守篆法之圆劲，而笔势之横向逸出已是淋漓酣畅。几乎同时的《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则已然波磔分明。不数年，《乙瑛碑》出（一五三年），分隶书法，典范自见。在以后的三十余年中，汉碑之出，如风起云涌，洋洋大观。这个时期的诸多汉碑，风姿各异，艺术流派已经形成，或劲挺，或雄放，或秀逸，或方整，或宽博雍容，或紧敛密致，却都不失分隶风范，有汉气格。观其用笔，圆劲沉稳，而于左掠右波之处每见飞动之意与华饰之旨。这是隶书艺术真正的成熟时期，也是隶书艺术在书法史上大放异彩的时期，时当桓、灵之世，已近汉末。如上所述，汉人书迹主要见于刻石与简牍帛书两个方面。西汉刻石极少，仅见的几种也显然未脱篆书的牢笼，成为主流的是东汉晚期的碑刻。在此之外，大量的是简牍帛书。帛书为秦汉遗物，字体篆意尤多。简牍为秦汉时书写材料，数极多，时间跨度也大，字体庞杂，篆、隶、行、草、真都有，其中秦简、楚简篆意特浓，而汉简大多逸笔草草，以行草书居多。汉简中稍为规整隶书虽也时有所见，可以作为隶书基本形成的标志，但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就以分别出于西汉晚期、新莽时期和东汉早期的《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的那一小部分比较规整、成熟的隶体简书来说，简宽原只二分余，字径甚小，近于“蝇头小楷”，又多为单独一行（木牍有两三行者，量甚少），所以隶书的笔法笔势和谋篇布白艺术仍没能在这里得到充分发展，不能和后来汉碑上的集成篇文字于一幅的方寸以上的大字隶书艺术作品等量齐规，离开完整的艺术尚有一定的距离。只有到了书丹刻碑成风，挥毫书写的天地猛然扩大，字形也大了几十倍，用笔已不是以前写简牍小字时以指腕间的微小动作便可完成，因而笔法更讲究，笔势更酣畅，结体和分布更要求有章法。简牍书中规整一路的已基本成熟的隶书至此方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所以说隶书的书法艺术至此才真正成熟。隶书艺术成熟绚烂盛极一时，但最为鼎盛的时间却只有四十来年，然而隶书字体从由篆书中脱化出来到大体成熟再到完全成熟，过程至少在四百年以上。帛书《老子》乙本字体与汉末碑刻字体看似一步之距，为什么要花费几乎是两汉的全部年月才走完这一步呢？这个问题从汉人的书法遗迹本身是得不到答案的，必须研究这个过程的具体历史情况以寻其缘由。近人马宗霍先生作《书林藻鉴》一书，按时代分卷论列，代系以序，综论一代书法大势，其序“两汉”有云：“秦以法为教，隶书又作于狱吏，成于刀笔，施于案牍，固法家之书也。非惟法家用之，其体险劲刻激亦有累于法家焉。萧何本秦法吏，故为汉草律，遂以法家书为课士之最目，而开一代之则。……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先访儒雅，明帝继规，益扇其风，于是书体亦由险劲变为冲夷，刻激变为纡缓。”这番话说于半个多世纪之前，真是史家学者，论书别具法眼，两汉间书风转变之由，被一语道破。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结束了诸侯割据局面，又一心一意地要传之万世，所以在位之年切切于各种统一措施的实行，“书同文”即其一。因此，在秦代短短的十几年中，统一文字，进行文字改革是一项重大国策，文字的进化也就特别迅速。六处刻石，昭示天下标准文字统一于小篆，至昭版文字即生一变，而秦简古隶又是一变。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群臣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兼之为汉治律的丞相萧何原为秦吏，所以“汉承秦治”，同时享用秦代建树的文化成果，包括文字在内，实是势所必然。汉朝没有有力而明确的文字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文字的进化基本上是在听其自然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其表现为缓慢渐进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此其一。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极重要的，本文将重点讨论之。汉室初兴，兵戈未息，出身低微汉高祖刘邦溺溲儒冠，肆意大辱斯文。曾为秦博士的儒生陆贾在他面前称说诗书而遭到嘲弄，刘邦傲然宣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答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晓以利害，事关汉室天下，刘邦这才收敛起无知狂傲的神气，命“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是为《新语》。率领弟子百余投奔汉帝的叔孙通，又为刘邦治作朝仪，结束了汉廷乱哄哄的局面，百官传呼警卫，人人肃敬震恐，刘邦叹到：“到了如今，我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这两件事决定了倒运已久的儒家的新命运，社会也起了变化。当然其中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本文不能详论。汉朝第二代君主惠帝刘盈，一直处在吕后的高压之下，又连连目睹宫廷斗争的惨剧，担惊受怕，心灰意冷，也不能有所作为。但是在登位的第四年，他趁满二十岁行冠礼时不但按例大赦天下，而且下诏“省法令妨吏民者”，还特别明令“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这样一来，彻底扫除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严禁藏书讲学的余威，影响及于整个西汉的学术文化。在这之前，司马迁《史记.自序》有追记：“汉兴，……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在这之后，文、景二帝继之，献书渐出，且堂而皇之。刘歆《七略》记载：“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古文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密之府”（见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卷十二）。《汉书.艺文志》也说：“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起先，儒家经典的传授大部分由如伏生这样年迈的宿儒凭记忆口诵，受者以当时通用的隶体文字记录成册，然后传抄流行。以后，或发自孔壁，或献自民间，得到了大量秦火之余秘藏保存的用篆体古文字抄写古本儒家经典和其他古籍。这些重出的儒家经典也就被称为“古文经”，相应地那些用隶书抄就的也就被称为“今文经”。所据版本不同，所述旨意有异，而且经学事关仕途，于是发生了经今古文之争，一直蔓延到清末民初之时方稍息。经学是汉代的主要学术，谈到隶书，论者往往提到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但都认为与书法无大关系。是的，直接的关系似乎是没有，但暗中却间接地影响了隶书字体的进化，当然也影响到了隶书艺术的成熟。这是本文所要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上面之所以不惜篇幅地谈及种种详情也就是这个缘故，决不是无谓地浪费笔墨。古文经书大量出现以后是个什么情形？王国维根据六条推证考定当时除了藏之秘府的“善本”古书，外间还有以古文誊录的传写本，他说：“汉时古文经皆有别本甚明。由此观之，不独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具有渊源，即梅赜之伪书其古字亦非全出杜撰也（《观堂集林．汉时古文诸经有传写本说》）。因此，在汉代日常通用的虽是隶书，但古文字依然没有完全弃之不用，在以经学为主要学问的知识分子中，古文字还是必须掌握的文字工具。王国维还论证：“后汉之末，视古文学与小学家为一。然此事自先汉已然。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是供小学之资。”“两汉古文学家与小学家实有不可分之势。此是证其所传经本多为古文。至改用隶定之本，当在贾、马、郑之后，而非两汉间之事实矣”（《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多小学家说》）。史书对此也有记载。东汉卫宏《汉官旧仪》：“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为高第，朝贺位次中都官史。”《汉书》中的“平帝纪”和“王莽传”也都明确记载汉平帝和王莽在位时下诏征天下通知小学《尔雅》、《史篇》者，并且很快“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自汉武帝置博士，立官学，儒学与仕途紧紧地结合了起来，要做官则非学儒不可，天下士人几乎全是儒生了。 要学习和研究儒术，必得从事经学，古文经的存在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必须通晓古文字，并定下制度，立为官仪，仿佛今日考研究生和知识分子晋升职称学衔必得考外文一样，若是通不过，将终身被摒于门外。这样，势所必然地读书人从发蒙时起古文字就是必修课。文字学之被称作“小学”，成了当时的显学，许慎的名著《说文解字》出于汉世，皆非偶然。因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古文逸书和儒家经典古本在西汉前期开始大量出现，因而引起贯穿两汉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使古文字仍然流行于士林，这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于汉代的文字政策，对隶变进化当然也就构成了一个极大的牵制力量。这就使早就在乙本帛书《老子》已颇具规模的隶书字体经近二百年才在笔法体势上趋于成熟，而作为艺术的隶书书法则还要过二百年等其他条件具备时才得以完全成熟。这个过程同经学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到了东汉，经贾逵（30—101）、马融（79—166）直到郑玄（127—200），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潜心著述，做了好一番总结工作，集两汉经学之大成，今古文之争因得稍息，诸经隶定之本亦得广泛流行，篆体古文字从此较少被人注意，隶书字体也因其种种优势而独盛于天下。这时，正是汉末隶书碑刻大量涌现的年代，这难道可以认为是纯属偶然的巧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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